Di Cui

我的2022年

· Di Cui

回家

起初,我接到第一个电话,没接。第二个,也没接。

直到我表姐给我发消息:你爸走了。

我以为是离家出走。或者更愿意相信是离家出走。因为他总干这样的事情。

上上一个春节,我们大吵一架,他在午夜十二点愤然离家出走。而我也迅速整理好行李,买了一张去北京的动车票,尽管那时对前路一无所知:没有住处、没有经验、也没有工作。但上车那一刻,我知道,我大概永远不会回来了。

但“永远”的时效性真短,只持续两年。或者说,的确是“永远”。

我姐直接向我解释:去世。

那一刻,你知道,在你以为早就离开的时刻,故乡总是猝不及防向你偷袭。

我冷静了很久,回拨了那个电话,只是沉默,因为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也说不了话。

中断了正在忙的拍摄项目,同事陪我去北京一家24小时的医院做核酸。核酸队伍很长,所有人在寒风中排队。那时,北京的政策还宽松,没有太多的时间限制。谁也不知道需要24小时核酸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开始逐一打电话,市卫健委、疾控中心、街道、社区。一条一条问防疫政策。最后打到社区无人接听。

我妈在深夜给我回了电话,劝我不要回来。我没理,直接买下了第二天回去的动车票。

回家像一场猝不及防的停电。拔掉高速运转的插头。一切静止,然后倒回。

北京像梦一样。就连工作本身,也像编织一场又一场梦。在互联网上冲浪,采撷,编织,再推到互联网上。

回家是一场我为鱼肉的剖开。被故乡的刀按案板上,细细刮去鳞片,开膛破肚,案板上呈现血淋淋的现实:萎缩、衰老、恐惧、死亡。

南京站中转时,昨晚做的核酸没有出来。我需要出站再做一遍。因为等待核酸结果,赶不上预定的列车。我改签,迟到了4个小时。

在扬州出站,迎接你的先是一条高风险的特殊通道,排队、登记、填表、做核酸、等待社区的人来接送。原来准备打车,但是外面空荡荡的,根本没有车。

我哥来火车站接我,他给我一套防护服,让我穿上。我敷衍他,但没动。因为根本没有必要。

紧接着,我表姐的电话打来,让我一定要穿,要不然,xx亲戚会立刻离开。

理由是:他们是公职人员,要时刻注意防疫。不能接触高风险回来的人。我知道所有的理由都是因为某种惧怕。

葬礼

我第一次穿起大白的衣服,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因为不想闹得太僵。

那是一件呼吸困难的衣服,它比你庞大一倍,一倍的肩、手臂、裤腿。你穿进去,像一个行动不便的外星人。

就这样,我穿着一件怪异的服装,踏进小区的门。一排排花圈给我让道。挽联上是他的名字。比他自己写得好看许多。我第一次才觉得这件事是真实的。

我出现在葬礼上,黑压压人群里突兀的白色。它硬生生把我划成一个异类。所有人的目光落下来。一个怪异的、姗姗来迟、从高风险回来的可能携带病毒的女儿。

我不能住在家里。因为我从北京回来,需要隔离。

我住了小区里另外一幢单独的隔离屋子里。破败的麻将室。没有粉刷的灰色墙头。睡一张木板间隙过大的床上,每天都能感受到木头的镂空与错位。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豌豆公主在被子下面察觉到一颗豌豆的感受是真的。

我每天出门,按时下楼做核酸。社区要填要回来的人填登记表。社区人员给我前一张参考。看上面写:因为父亲病危,自己常年在外工作,希望现在可以从异地回来带父亲去看病。特殊情况,希望可以理解和谅解。恳请领导批准。

一个中年男人卑微的回家请求。我愣了很久。

我在社区办公室坐立不安,不知道如何下笔,最终,我抄下了一模一样的话,但我最后没有写“恳请领导批准”。

去你妈的领导批准。

我妈每天来给我送饭,她总是敲敲门就走,留下两三盒饭菜。有时嘱咐我一点什么,会戴着口罩,退两步,隔着很远。她说,等过了七天,我们就可以拥抱了。

她只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但是,妈妈,如果规则错了呢?

我在隔离屋里,每天除了焦虑,无所事事。既无法躺下,也无法坐下。寒冷让人坐立不安。我开始反反复复地烧水,冲满水瓶,捂手。冷掉再烧。像一头暴躁却被困住的野兽。也像一条养在金鱼缸里的鱼。隔着玻璃看窗外的对于死亡的安葬。

晚上,我会出门给我爸烧纸。我妈嘱咐我晚上十点多出来,因为那时没人,她害怕白天我出来被人看到。

我烧纸总是烧不好,有的时候火灭了,有的时候火烧到了火盆外面。四月的扬州的夜晚还是很冷,漆黑的夜晚只有这一团火熊熊燃烧,因为温暖,我很愿意靠近那一团火。

我没有去看父亲的火葬。准确来说,我去了,但没能进去。因为行程码带星。

我妈气势汹汹地对门口的人说,我们有社区开的证明。

保安冷着脸:社区的证明也不行。

最后我只能回到我表哥的车里,和一桶白菊花坐在一起,发很长时间的呆。白菊开得很旺盛,上面还有明亮的水滴。

其实松了口气。庆幸可以不去凝视死亡。

到了新来的墓园,我爸的墓碑还没有立起来。因为疫情,也因为做工,墓碑要迟到半个月。

我爸很高、一米八几。现在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然后再放进这个四四方方的墓地。撒很多钱,砌上水泥,蒙一块光滑的大理石板。

下葬之后,我妈带我走了一圈墓园,告诉我,这个墓是我大伯的,他变成植物人三年,在去年死去。那个墓,是我一个遥远关系的爷爷的,他在我出生那年死去。

我妈说,他们在这里可以做邻居。

葬礼结束了,最后一场大火烧掉扎起的房子、烧掉元宝、烧掉我爸的很多东西。

退潮

葬礼之后,我搬回家里住。

像是一场海啸。海水侵袭、浸泡之后,所有东西都在,但是已然变形。我们只是站在退潮的屋子里生活。

开冰箱,里面是我爸还没吃完的一盒盒药。过年有人送的高蛋白,只有他吃,两三桶全新,没开包装。过年新买的衣服、皮鞋没穿过。我妈犹豫了很久,崭新地舍不得扔掉,给我妈买的妇女节礼物,我妈也没用。他的杯子、碗筷放在厨房,一双洗澡的拖鞋放在浴室,刮胡刀放在盥洗台。

葬礼其实并不可怕。一切按程序有条不紊。灵堂、出殡、下葬、吃饭、陆陆续续有人商量事情,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和证件。葬礼很忙。感谢很忙。

等潮水退去,所有人离开,才发现原来生活早就被硬生生得拦腰斩断,戛然而止,毫无声息。

他的手机是很久之前的型号,用得很烂。他不怎么会用手机,唯一的爱好是听书。日日夜夜在房间里开着。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听得是什么。我妈让我把我爸的微信从家族群里退出,我退了。他微信里的联系人没有几个,屈指可数。我们最后一次的对话停留在了两三年前。其实也没有对话,他几次发我红包,但我都没收。点进去会发现,其实我早就已经把他拉黑了。再也没恢复过。我把微信里多余的钱转给了我妈。但也没多少钱。

我妈试图回忆起那一天,但一切都毫无征兆。

前一天他们一起喝了奶茶,再前两天是他生日,过两天,我姐准备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日子每一天都有安排,直到某一刻突然崩断。

葬礼之后,奶奶也回了家。

葬礼上,家中无暇顾及她,把她送进医院安顿。听说她在医院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把医生和护工搞得精疲力竭。

她九十五岁,人生穿过了很多死亡。她的丈夫、妹妹、大儿子和小儿子。

我们接她回来。不确定她到底知道多少。她终日念叨着她的孩子。我们编造出许多谎言,告诉她,他在医院,因为疫情进不去,无法探望。

她偶尔相信,但时刻怀疑。

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哭闹、夜晚不睡觉。

她有阿兹海默,刚吃完的饭,转身就会忘记。吵嚷着再吃。她每天遗忘,再记起。我们利用她的遗忘编纂谎言。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间隙里如何活着。遗忘着活比较好,还是带着痛苦的记忆活着比较好?

我几乎在昏昏沉沉间度过四月。

回归平常。时间既难熬又易逝。

我开始回归工作,线上办公。但其实也没做出什么。生活在现实的割裂里,总是精神涣散,线上开始大城市的上班,线下是小城市里的生活。

会按照我妈的日程走,七点半起床,然后一起买菜、做核酸、送饭、午休、吃饭、散步,会偶尔洗碗,那原来是我爸的活。

我会在夜晚工作,但居家办公令人崩溃,我切换不灵,在北京和家里两个系统之间,常常因为牵扯摇摇欲坠。

所有亲戚回来都在催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要不要留在北京,是时候找对象了。所有人都语重心长。

我他妈太烦了。为了表达烦躁和愤怒,我去染了蓝色的头发。

理发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确认。我很坚定:我要剪短,染成蓝色的。

然后,我有了一头蓝色的头发。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所有人都不在乎,甚至看不到你的叛逆。

离开

我和高中的朋友约了约。走淮海路,遇到去上课的学生,我说,我们很像高中逃课出来的。

她说,我们毕业都已经快十年了。

十年啊,真快。

十年前,你会梦到有一天世界会这样吗?

我决定回到北京。但过程并不顺利。南京站有一条去北京专属通道,查验健康宝。我弹窗了,被拦下。动车要开了。车站管理人员说,你去楼下大厅退票吧。

去人工退票,可以拿回了不扣手续费的钱。

去北京的退票窗口,排了很多人。有人排队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眩晕。

我反反复复投诉,但不知道健康宝什么时候会好,在南京站待了一下午,最终还是买了票回家。

回家也不顺利。火车站取消了公交和出租车。每一个出站的人都需要上一辆专门的大巴车。这辆大巴车以区为单位划分,会把出站的人一个个送回家。他们收走了我的身份证,直到下车才会返还。送到之后,必须和社区登记对接。

漫长的等待之后,车子摇摇晃晃开起来,一个一个开始送人。那辆车上很拥挤,我几乎要呕吐出来。我是第四个被送到的人,那时已经六点多,我妈和社区打了一声招呼,来接我,签了名。等我下车时,看着车上还有一车人,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到家。不知道他们的社区下班之后,还会派人来接他们吗?要是有人没有社区怎么办?

没有人知道,我只是在我的站下了车。

我在家又呆了两三天,健康宝恢复正常。我再次离开,回到北京。

很快,我搬家了。从望京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失去房补,租不起望京的房子。好消息是,我离我最好的朋友很近,就在隔壁。可以经常去她家蹭饭。坏消息是,我需要把房子转租出去,为此还多付了一份转租费。

我当了几天房屋中介,带了十几个人看房,最后在六月的最后一天,把房子租出去了,那是一个雨天。

北京难得下雨。

七月八月九月

七八月,我和许多人聊天。

一个拥有完整毕业体验的学生——她的老师单独为她举办了一次毕业典礼。 一个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去送外卖的创业者。 一个选择离开上海,去往成都的媒体人。 一个在四川开便利店突然被隔离的店老板——她在网上有许多云股东。 一群在限电中生活的盲人。 一个在地震中平静吃完青豆仔姜烧鸭的中年男人。 一群为流浪小狗办葬礼、写讣告的街坊邻居。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就是2022年所发生的。

记得有一次和盲人师傅聊打扫卫生。他说,你们打扫可能十分钟,但我们要一个小时,很累,因为看不到哪里脏了,所以整个房间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打扫,而不是哪里脏了收拾哪里。

我问他怎么感知时间,他说在手机上看时间。他们说的“看”和我们的方式一样吗?感受一样吗?如何去看呢?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如何去看呢?

他们用“主流”、“日常”的话语去建构自己的生活,但真正关于他们面临的世界的感受和实际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我想象不出来。

最后的稿子把他们的故事做成了图,因为想要营造黑暗里停电的效果。直到后来才知道盲人读不了图。我至今仍然会为此难过,并抱有歉意。主角是他们,却自动把这个群体排除在阅读和接收信息之外,默认他们不会看到。

我在想,还有多少的生活我们看不到?想象不到呢?我们摊开,呈现,转发,截图再转发,相互接力,一轮轮来去,最后成了茫茫互联网里的电子废墟,消失痕迹。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借用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一句话,强者是不需要去想象弱者的世界的。也不需要去看。

我至今讨厌自己的傲慢。

九月,我二十六岁了。

即使明明知道世界不会变好了,但还是许下了愿望:我想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世界里。

发疯

十月,我变得非常痛苦。

每一条新闻都在将我凌迟。痛苦化为一种具体的重量,日益压迫着我的神经。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迫切地想要外出跑步,尽管我讨厌跑步。但那一刻,跑步的冲动很强烈,我要跑到路的尽头,跑到喉咙发干,跑到精疲力竭。我要用肉体的痛苦去消灭精神的痛苦。

我很痛苦。

有一个夜晚,我下班坐公交车回家。北京的公交车有时是旅游大巴的类型,座位紧挨着,站着的空间很少。我坐在后面,突然觉得恐慌。车里很闷,大家都是疲惫下班的人,沉默着刷着手机。大巴驶向公路上,周围的窗户被黑色的夜幕包裹起来。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恐惧、害怕一同袭来。你看新闻了吗?深夜在公路上行驶的大巴车。我在那时几乎要哭出来。我很想下车。

从此,我再也不坐那个类型的车。

有一些夜晚,我没有办法镇定。我必须不断去打电话,和别人聊一个小时的天,才能缓解那些不可名状的焦虑和不安。

有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爸。

我羡慕他。

羡慕他在一个春天死去,而冬天尚远,一切温暖起来,所有的树木繁盛。羡慕他的正常死亡,没有隔离、意外、和新冠纠缠的歇斯底里。羡慕他终于沉睡,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在变糟糕,羡慕他终于解脱般免于恐惧。

当这个想法出现时,我就知道一切变得很糟糕。

医院离我家很遥远。要先搭公交到终点站,再转地铁。

排队、挂号、问诊。到检测时,上午医院已经下班了。我坐在座位上,安安静静填完量表。等待着下午的拿结果的时间。

轮到我了。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很痛苦,每天看新闻很痛苦。

医生说,你别看了。那些事情都有相关部门去解决,你自己焦虑也解决不了。你做的事情太多了,要减减负。

我很想问她,真的有人在解决吗?

但我不打算和她说了,我只想让她给我开两盒药。我开到了。

我开始在朋友圈发疯。

很多人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哦,发疯还需要什么理由。

因为发疯了,我的朋友们都来找我。但其实我并没有事,我之前就很疯,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现在我只不过是开始说话。

其实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

一个师妹送了我她亲手剪的剪纸,是我喜欢的人物。害怕碎掉,裹了一层又一层泡沫包装,从江苏寄到北京。

有一个朋友封了很久,也疯了很久。半夜发信息,给我看他努力活着的证据——一袋薯片做的头套,以及一段街舞。

有一首歌哪里也找不到,有一个朋友发给我一个音频文档,说以后想听的时候可以听。

也会和之前遥远的朋友突然亲近起来,聊一些彼此的工作、生活。分忧一小半生活,彼此安慰。

会去朱哥家吃螃蟹,她送我两盒水乳,说冬天到了,北京太干了。偶尔想吃冰糖葫芦,楼下的超市关门了,她立刻从美团上给我下了单。我们吃过很多疯狂星期四,她早班的时候会经常给我做午饭。

会和她一起去公园散步。那时天气总是很好。

有一天,我们准备去看M25,但我忘了做核酸,改签到周日,但疫情严重,周边都自动闭店,周日也取消。得知周六有一场,我们立刻订了票。我打车过去,正好在途中接上她,一起飞奔过去。

半年了,冒着疫情的缝隙,终于心满意足看到一场喜欢的电影。

很多很多,只能说,谢谢。

真的。

离职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写不了稿子了。

每次写一篇稿子,就像削足适履,要一次次把自己切割进标准的容器。切除多余的碎片、累赘、多余的语言。就像切除毫无必要的阑尾,切除多余的我。

写稿五六遍最后是第一版好;在离发稿四个小时全部推翻重写;素材不够多,类型不够多,内容不够精准。永远不够好,永远不对,永远达不到标准。

我总是和自己说,适应了就好。但是并没有。最近,它彻底坍塌成了废墟。

我坐在办公室里,写不出稿子,思维只能不断游离。

你知道,你以前的语言系统、表述系统、内容构建的系统,统统失效。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拙劣的模仿,不精准的表达,啰嗦的陈述。没有有力的判断,没有精确的定义,没有斩钉截铁的语气和底气,没有恰到好处的感受表达。以上这些话,会在我打下每一行字时,自动跳进我的脑海里,进行一场苛刻的审判。

你知道你写的一切,最后都会被大量的推翻和删改,像一场西西弗斯推动石头上山的过程那样,徒劳无功,最终,亲眼看到那些石头滚落山下。脑海中回想起一个词“collapse”,那些石头也会摔得粉身碎骨,连同你一起坠落、淹没。

坐在工位上,即使什么也没做,也因为什么也没做,所有的压力、焦虑都在飙升,心也会很慌,需要依靠糖、咖啡、各种食物来稳定摇摇欲坠。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抗拒,和逃避痛苦,大脑只是茫然的发呆和游荡,恍然一个又一个下午,拒绝进入写作的过程。

日子变成了熬一个又一个排期,混乱里,写完了,发完了,推石头和collapse 的石头雨就会短暂停下一阵。

写作的过程不再是你以为的,展开开阔的河床,变成一种破碎的碾压。

我开始出现一种强烈的饥饿感。永远无法满足的饥饿感。从little hunger 到 great hunger。吃到呕吐,吃到反胃,也无法填满完整,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时刻充满着愤怒、绝望和饥饿。继而是愧疚、谴责和自我攻击。

生活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凌迟。我只是此平静地绝望。尽管一切都是开始不断失控。先是食物,然后是写作,继而是一小片人生。周围的一切都在急剧地萎缩。萎缩到难以呼吸,然后敦促你坍塌。好像最后都变成沉寂的废墟。

最后,我决定离职了。

之后

我开始像《我的解放日志》教的那样,每天攒满开心的五分钟。依靠着这一些小事,度过每天。

尽管五分钟之外,还有许多崩溃。

开始努力构建附近、努力维持正常的生活。也努力记下我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失去的,和被剥夺的。

努力去记住痛苦,记住绝望,记住愤怒。

也记住为什么痛苦,为什么绝望,为什么愤怒。

做不了公共的记录,就做一点私人的记录吧。

我的这一年,与公共视野里呈现的 2022 无关。与 2022 消失的部分更加有关。

但最终,请不要让它消失。

最后,我决定离开北京了。

就在我发出转租帖子的那一天,我们小区封控了。

就先写到这里吧。

2022.11.25

新年葬礼

死讯

离家之后,回故乡的通知,就是一道道死讯。

奶奶去世了。

12月30日早晨,我妈对我说。距离我离开家,刚刚 20 天。

我仿佛又回到那个熟悉的四月,开始请假、看车次、订票、不知道该收拾些什么,但还是在收拾,最后一路狂奔向机场。

这次回家的站台,取消了任何限制。就像连同12月的很多东西、政策一样,凭空消失了。

刷一张身份证,就能通过。

三年,我第一次感觉,回家是这么轻易。

时间变得很慢,像是一场大型的拥堵,停留在了2022年末。

之前

二十天前。

我回来一次。那时,十一月末,我和我妈发消息说我要回家,我妈为我怎么了。我说只想过几天正常生活。

这个要求过分吗?我觉得很卑微。

但在北京实现不了。当然,我知道不是北京的问题,这里哪都有问题。

动荡的11月的尾巴上,我一直在惶恐里度过。在小区封控里,唯一通向外部的,只有小小的手机屏幕。

我握着它,看北京每一个小区奋勇争取出门的人,看上海路上涌来的人,看北京亮马河的河流和灯光,看那些飘扬的纸张,撤下的路牌,呐喊的人和消失的人。

深处极限,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是,惊恐、颤栗、和失眠。我发现我无法再一个人待下去,窒息和惶恐一直在吞噬我。

小区封控,出不了门。但因为有走的计划,家里食物库存基本上已经清空。更可笑的是,在全封闭的情况下,我还要在零下十度的天里排半个小时以上的队去做核酸。

每分每秒都觉得窒息。

回家前,我和中介大吵一架,被威胁不让转租,又扣这费用那费用,我懒着再和他争吵,最后赔了两个月的房租,在第二天立刻离开。

二十天前回来,扬州站还需要一系列走出站流程。

分不同的通道,省内、省外,高风险,低风险,领一张张纸条,签名,小程序、二维码、承诺书,做核酸。一个小时出不了站,所有人都在没有意义的争吵,我在最后的轰鸣里持续眩晕。最终出站,跳上一辆出租车。

司机说,等这一单,等了三个小时。

两天后,一切都变得可笑。一枚枚炸弹般的消息席卷十一月的末尾。先是广州解封。然后各地政策纷纷松动。

在潮湿寒冷之中,我等来新的面试。面试很快就通过了,我又计划着立刻来到广州。

离开前两天。

入职材料里要交户口本复印件,我找我妈要户口本,我这时才发现,一份从小到大熟悉的本子改动了很多。

第一页户主改了名, 第二页撕掉了,只剩下一小层粗糙的毛边。 我妈婚姻状态也改了,从已婚变成丧偶。 没有改动的。只有我。 只不过,那是一份过时的信息,信息停留在我的大学。

离开一天前。

去了我爸墓地一趟。那天也是阴天。亲戚开车带我去。和四月相比,我爸的墓碑已经修好了,刻上了名字。我妈的名字也在,和我爸的一样整齐,只是没有描色。

我的名字在最下面,居中,因为生僻字打不出来楷体,只能是宋体,和姓割裂开来。

你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空旷,就是在墓碑上。左右都是空白。一个孤零零的名字,居中。你知道,好像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你人生的名字就永远刻在这里了。

离开那天。

奶奶念叨,走之后就见不到了。她想给我点钱,但手边并没有。当时的回应是,很快就会回来过年。

然而有很多无法预料、却一语成谶的事情。

停留

奶奶去世那天,是上午,但水晶棺来得很迟。

往常打电话就会来,但那天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市区没有,从另外一个类似县级市的区调过来。

吃饭时遇到门口的保安。保安说,这两天很忙。刚有车送走两个人,有的人从医院直接运送到殡仪馆。一个年轻人死亡找不到水晶棺,空放了两天,被拉到殡仪馆。

一直有死亡的消息传来。过了两天,隔壁小区的老人死亡,哀乐声响起一片。又过了一天,另一位老人过世,找不到奏乐的人。问怎么办,答只能不奏乐。

死亡也没有让一些事情变得熟练。比如说,在花名册上写名字,很多人的名字依然不会写。很多仪式,仍需要不停地问。

只是我回来,一切都布置好了。

我有很多事情没跟我妈说,比如说,我辞职了,也阳过了。我不如知道如何解释,也不想被过多担心。

倒是我妈先开口说了她的一些事情。比如,她辞职了,她阳了。

我很惊讶,我们某种程度上的同频。我没有问她原因,因为我想,要是她问我原因,我肯定不想说。但她对我解释,因为家里姑妈都阳了不能回来,奶奶需要照顾,于是她辞去工作。

再过两天,她也阳了。

每天,她让我和她汇报身体情况,那时候,我已经阳康了。但我“阳”这件事,远远在她能接受这件事之前,于是一直没告诉她,每天只能回复“还好”。一直到现在。

回来之后,我能记得的,只有夜晚。

四月,凌晨在北京奔跑去找做24小时核酸的夜晚;在扬州隔离房间里,因为寒冷无法入睡的夜晚。十二月,因为错过末班车时间,在南京街头奔跑的夜晚;守夜和跨年重叠在的夜晚;凌晨三点送殡的夜晚。

所有的夜晚铺开,都很荒凉。

凌晨三点半,殡仪馆

安排是凌晨三点半,开车去殡仪馆。

安排的人说,已经很迟了。有的人12点就已经去了,太晚了,拿号会很后面。

大家手忙脚乱,迟迟走不了,是因为吹哀乐的人一直没来,当时定了时间,是三点开始准备。2:58,吹哀乐的人来了。一问才知道,他们上一场吹奏刚刚结束。

大家匆忙下了楼。3:17,扬州气温2度,霾,空气质量 AQI 213,重度污染。寒气层层涌来。

我捧照片,之后堂哥拿骨灰盒。于是我走在最前面,走到小区门口,看到一堆一堆火,在夜色里升起来,又熄灭下去。

1月2日凌晨三点, 送行时,烧的火。

我坐灵车前面,中间。堂哥坐右边。后面是姑妈和姑父,姑妈的口袋里装着奶奶的假牙,说要一同带给她。灵车司机是一位女士,四五十岁,头发很短。她把车开得很快,90码。一辆大巴车尾随其后。

在凌晨的高架上疾驰,路上没有车,一眼延伸到尽头。路灯一盏一盏投下灯光,把夜色照得惨淡。

偶尔有一辆车超过我们,是另外一辆灵车。

遇到桥,遇到水,堂哥扔硬币下去,会听到“砰”的一声,硬币砸向窗户,然后坠落,随风消融在夜色里。

路过隧道,隧道被照得发白发亮。我们驶向光明,瞬间而短暂。

前面的灵车开得太快,已经看不到它的影子。所以夜色里,又只剩下我们一辆车。

3点57分,车到殡仪馆,拿到号码牌:第50位。

司机说,她夜晚12点开始工作,上一班送来的人,12点半,拿到号码牌,20号。之后,她停车,说还要去接下一波人。

下了车,最先看到的,是殡仪馆的走廊,这里有唯一明亮的灯光。走廊上,安静停着18个水晶棺。

转身,是殡仪馆的停车场,一片漆黑。但拥有50多车位的停车场已经停满。大巴车内的白色灯光微弱点亮夜色。有的灵车刚到,尚未找地方停下,挤在过道里。副驾驶上的人,都戴着白色的帽子。几个下了车的男人,站着抽烟,几缕星火。

2023年1月2日,所有无法跨入新年的人,都在这里。

我们停放了水晶棺。在那条走廊上。和无数的水晶棺一起,停在冰凉的,一小块亮如白昼的夜。

回到大巴车,在一片黑暗里等待天亮。

司机熄了灯,所有的人在黑暗里沉睡,但其实没有人真正睡着。黑暗里,不停听到椅子扭动的声音,吱嘎吱嘎。偶尔有呼噜声,是运气很好,睡眠眷顾的人。

外面不时传来声音和光线。对面停来了一辆公交车,一车送殡的人。右手边的大巴开了灯,很明亮。看到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他给孩子披上一张红毯。

司机睡不着,在驾驶座看翻看新闻。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位司机上来聊天。

他们说,最近很忙,成晚成晚地开车。一个夜晚两趟,一趟600块,抛去成本,一个晚上赚800,但第二天,打一场麻将,就都输了。

上来的司机说,他从上海运棺材,一次五千。因为上海无法火化,黄牛的价格达到了两三万。有人选择去周边的城市。他说,南京运来很多人,因为都火化不完。

我们的司机说,前两天来,排队还少,只有十几个人。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人的送葬时间开始提前,已经提前到了12点。他说,之后不能这么猛干,身体吃不休消,身体最重要。

他们预测,这样至少要维持一个月。

夜晚很难熬,看了一下时间,五点刚过。

对面的公交车的人下了车,那一车的灯光熄灭了。晨雾升起,周围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司机要省电,关了空调,呼呼的声音停下了,但凉气很快就上来了,会觉得冷。

我们戴着口罩,觉得窒息。受不了的人,下了车,宁愿出去走一会儿。大巴陷入黑暗,也陷入安静。这让我恐慌,我总会想起那一辆在黑暗里行驶的大巴车,无端地通向死亡。

和此时此刻很像。

在殡仪馆停车场的大巴车上等待天亮。

6:45,殡仪馆开门上班。我妈接到电话,可以去办理手续。我和我妈去,此刻天色未亮,停车场仍然一片黑暗,黑暗里行走分不清方向。

保安已经开始站岗,被围了好几层,我问他,办理手续的大厅在哪里,他指了指前面,又说要拐弯。

我们到办理厅门口,但是没有能够进去。

殡仪馆办理大厅门口排了三层,都是准备办理手续的人,头戴白帽,腰缠白布,脸上戴着白色口罩。办理大厅大门上着锁,只有在叫人进去时,保安才会开门一小会儿时间。

号码五个号一叫,从一号开始。其他时间,人们只能在外面排队。我们的牌子是50号,要等很久。户口簿、身份证、死亡证明,这是所有在门口排队的人,手里拿着的东西。

人们在外面闲聊。说,拿1号的人,凌晨11点多已经达了。又说,第一个开始火化的人,并不是1号,因为昨天还有20位没有火化完。

我妈去了厕所,我偷看证件,一张死亡证明。死亡原因是老死。但谁都知道真正的原因。再也不会被检测的原因,之后也会随着死亡,一同消失。

陪我们一同等待的,还有老K。老K是给我们租赁棺材的人,比我们更着急,已经绕着办理大厅好多圈。外面冷,他拉我们去休息厅。休息厅也到处是人,五六十张椅子上坐满了人,像春运时小小的火车站。有人睡着了,有人在打牌,更多人,只是茫然坐着,和等待。

老 K 拉我到吹暖气的柜式空调前,拎起后领,他说都是汗,要吹一吹。我妈站了一会儿,还是出去了,这里空气浑浊,她宁愿在外面等待。

因为寒冷,我四处转悠。走到殡仪馆的走廊,迎面的,是一张张遗照,都是老人。

原先,你以为只是意外、是孤例、是老之将至。没有想到死亡如一只橘子,掰开,人均等分。发给了很多人。

殡仪馆的一个告别厅,一个小时内,上面黑幕上的名字被换了三次,前面使用过的花篮被扔进卡车,从我面前运走。

殡仪馆的一个告别厅内。一个小时内,上面黑幕上的字被换了三次,前面使用过的花篮被扔到卡车上运走。

回到办理大厅门口,此时已经天亮。人群拥挤在门口。不时有人挤进来,隔着一条玻璃门缝问,几号了几号了。

一个人拿着65号的牌子,保安直接跟他说,你过个几个小时再来。很多人拿着号码牌,说,还早还早。但是无人离开。一个家属在打电话,还在回忆之前的场景,说前两天在医院状况如何;一个办事的人在电话里讲,语气无奈又充满劝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办法——最后,他是在谈价格。

7点20分,一辆救护车直接开到殡仪馆办理大厅门口。一看就知道他们从医院开来。急救人员下车,一个年轻男子下车,一位老人下车。年轻男子准备进入办理大厅办理手续,但保安没有允许,让他去大门口拿号码牌。老人重新回到了车上,捧着另外一位老人的遗照,神情茫然地望向车门外。

我们终于进了大厅。

进入大厅内,仍然是等待。老 K 去询问工作人员,能不能提前几个,被工作人员骂了一顿,说,这个时候,家家都要等,怎么提前。她说起她认识的人去世,也只能是排队拿号。这个时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归咎于了没有办法。

坐在我后面的,是几个中年人。其中一位声音沙哑,几乎说不出话。他应该是阳了。在几句非常勉强的声音里,我听到他问身边的人,程序办好了没有?回答是,还在等。

轮到了我们。前几位还没有办完时,我们已经站在了门口。进入透明玻璃的小间,老K 熟练地扔下一堆东西。办理人员手脚飞快开始办理填表,语速飞快核对信息。

其中一个是问题,要不要告别仪式。我妈想了一会儿,说不要。之后工作人员在白纸上竖着写了三个字:不告别。她在表格上又勾选了几栏,递给我。我签完所有的字。

缴完费,工作人员领着我们去认领水晶棺,交接运送。我们在那个排满水晶棺的走廊上找到了,水晶棺中间系着一条红带。工作人员让我们确认,这里摆了太多的水晶棺。老 K 急了,说我的棺我不认识?

移送时,之前抬棺的人找不到了。老 K 很着急,随手招呼另一位来帮忙的人一同抬起,搬到台前。

之后,手续办完,他拖走了他的水晶棺。

因为还有下一个人等着要用。

堂哥捧着骨灰盒来,拆开了外面的纸箱,交了过去。工作人员发了号码,让我们出门等待。给出的时间,最早要一个半小时。

我拎着纸箱扔掉,在外面寻找垃圾桶,发现垃圾桶旁已经有了几个一模一样大小的纸箱。

殡仪馆里的垃圾桶旁的扔掉的几个箱子,原先,这些箱子里都是用来装骨灰盒的。

外面很冷。哪一处都有许多人在等待。早晨九点多,休息厅里300L的热水炉里已经没有了水,厕所里的垃圾桶的纸张全部溢出,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我重新回到大巴休息。有人开始打电话给墓地,安排和爷爷合葬。电话里问,当时的联系人是谁。说出的名字把所有人一愣。

是大伯。奶奶的儿子,他在一两年前去世。

大约两个小时后,火化开始了。

在最后时刻,不知道谁紧急招呼我上去。我穿过玻璃门,走上陡峭的楼梯,走到半个平台上,停在铁栏之下。

低头看去,下面停满了人,从东到西。男的戴黑色的老爷帽,女的戴着紫色或者红色的粗毛线针织帽。都盖红色金边的布匹。

一排一排,车子挨着。无声的死亡,都很相似。

最后的时刻,最后的地点。拥挤。

工作人员问名字、地址、一一回答。

最后推入火焰。

混乱

2022年的末尾,一片混乱。

有时觉得,12月,不再属于2022年的任何一部分。就像进入了一段哪也不属于的真空里,脱离了2022,但是也不是2023。像《星际穿越》里,进入五维空间的玻璃夹层,不是过去,也不再未来。我们只是在毫无目的地漂浮。

当时攒满的愤怒、恐惧、绝望,消失了吗?这三年到底该算些什么?该如何处理曾经的痛苦,如何接受那些窒息感的压迫?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时代灰尘,剧烈加速的失去和破碎的生活本身?

我不知道,只是一直困惑、迷茫与疲惫。唯一剩下的,也只有活着,还都全是侥幸。

如果这一年改变了我什么,那就是不再相信什么,也不再抱有希望。尽管生活表面如冰层松开,恢复流动,但是知道,内心的某一部分,永远被强烈地割裂、摧毁与剥夺。

12月末,仿佛是一条修缮完成的隧道打开,滞留在这里的人,终于可以提着行李,穿过隧道,走向2023。

我依然记得那天凌晨,灵车在漫漫黑夜,穿过隧道的瞬间。

隧道太明亮了,明亮得让人失明。

我们怎么穿过这一条隧道?

好像理所当然,好像看不见的大象就是不存在,好像黑暗都恭顺地让出一条路来。车子只是一直开着,平稳而流畅。

只是我坐在前方,无法回头,也不能回头。

而穿过这一条隧道,只是幸运,没有被死亡绊倒,仅此而已。

想起一个词,survivor。

we are just survivors.

尾声

大巴离开殡仪馆时,有人数了数停车场的车,还剩下30辆大巴。

车开到墓地,我妈去办理手续,因为大伯去世,最终她把联系人改成了她自己。

仪式变得简单。开启旧日的墓地,合葬,砌上水泥。我们献上一束束白菊,鞠躬,离开。

葬礼结束了。

我的2022年结束了,晚了几天。

但最终,这一年如烧到最后的一小抹灰烬,火光在寒风里消失,只剩下一小层橙色的光的边缘。

最后,熄灭了。

回家后,发现家里的水池里,还留了一朵白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