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与知识分子思想流变的论文合集，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和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其中有相似之处、也有冲突，有争鸣、也有变化。他们的思考争鸣对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在多篇文章之中，各位学者教授都探讨了“自由”、“民主”、“平等”等背后的价值以及不同学者报人的不同立场。看上去简单的词语，细分起来，却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些价值观念的复杂性也在争论中凸显。
比如，《民初陈独秀与胡适的自由民主理念》中，作者详细地对胡适和陈独秀对于“自由”、“民主”的理念进行了区分。胡适坚持的是“消极的自由”，即在法律约束下的自由，它是一种低调的私域自由。而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它来源于卢梭道德化的自由，是一种融入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自由。而在民主方面，胡适强提倡“低调民主”，即外部干涉最小化，而陈独秀主张“高调民主”，即主题自我实现，带有集体主义与乌托邦的倾向。两个人对于“自由”“民主”的理解不同源于他们早期的所受到的不同教育，也因此，他们在之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观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观念》里一文中，作者讨论了当时不同人对于“平等”一词的理解，以及“平等”与“自由”“民主”的关系。他们在强调“经济民主”与“人格自由”中来凸显“平等”的理念。尽管有不同的见解，但与《新青年》时期相比，那些报人意识到了“平等”的复杂性，分析更加细致入微，而不仅仅是宣扬其价值。“平等”的复杂性在于，它要保证个体在获得充分发展方面的平等权，但这恰恰是要求通过机会平等而实现实质的不平等。
不过，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价值的理解不同，立场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身处于中国现实之中，面临着相同的现实问题。30年代，在加深的国难和不作为的政府面前，知识分子们希望用这些理念来探寻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由此，也演化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民主政治，另外一条是独裁与专制。在《独立评论》中，两派就有过争论。但他们两派的对垒不是价值观的冲突，而是在讨论民族危机关头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度过难关。但无论秉持哪一种观念，他们希望的都是利用这些“价值”工具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这些“价值”往往是工具性的，最终目的是通向民族主义的价值理想，而在西方的理念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终极目的。
除了观念的讨论外，本书还有一部分探讨了报刊与当局的关系问题，这其中，有批评，有合作，有相互影响和利用，甚至更为复杂的关系。如《益世报与“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中，益世报质疑了国民党训政的的合理性以及反对一党制，同时，它对国民党草拟的五五宪草给予了批评并探讨了公民的选举权与言论自由权等问题。《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学人办报》是报人与国民党当局的一次合作，国民党试图借助报人的影响力来影响社会与青年，左右政局，他们先后邀请不同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创办报刊，但却事与愿违，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时刻怀疑左倾化的思想以及学人不愿意接受政治对于学术的干扰最终让其合作无法继续进行，而在《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中，《解放日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改革，却异常成功，防止了独立性，成为了党的喉舌，为党的改造铺平道路。
以前学史，中西方分开，思想史与新闻史与常识性的历史分开，脉络上垂直下来，很少有交集，虽然有时候在讲同一件事，但总有一种平行时空的感觉，但《文人论政》的论文，以问题为导向，清晰地呈现出多种思想的渊源以及他们之间是如何影响的。这样就跳出了单一新闻史的局限，而能从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理解他们思想的形成。
比如，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思想则是来源于洛克的自由思想，学者们追溯和区分了了洛克与卢梭的自由思想，与此同时，他的师从杜威，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从“科学的人生观”推演出“干”的实践哲学。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价值观与教育对胡适产生的综合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之下，胡适的所思所想对所办报刊和中国社会的影响。
以前读20年代的历史，社会的开放与思想上的争鸣的体现往往一笔带过，似乎在新文化运动后，社会思潮就急速且一致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而如今，《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却让我细致地看到当时的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思想争鸣与变化。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德先生”、“赛先生”的价值观呈现，还有“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种价值观”的深层探究，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接受过欧美的系统的知识与价值观的训练，但回归到中国，他们身体里的士大夫精神也在凸显，并常常“以天下事为己任”，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将西方的价值传送到中国，以及如何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让其适应中国的国情，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办报无疑是最优解之一。一方面，他们书写的文章会达到启迪民众，开启民智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理念的碰撞本身也给大众带来的思考，让他们不盲从于某一本刊物，某一个人。如《新青年》的通信栏目、《独立评论》的争论都在给大众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