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书评
阐释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的体系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阐释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过程。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一方面，世界工业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将取决于人民如何解决他们的自己的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1936年7–8月，费孝通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了两个月。这是日军侵华的前两年，在自己的阅读范围里，其实很少书籍是聚焦于抗战前人民的日常生活。更多是关于国共、抗日、以及名人的人生选择等等的宏大叙事和民族使命。同时，对于新中国前与新中国后乡村日常生活的研究更少。他们往往聚焦于前后“对比”，而非“转变”之上。费孝通这本书的研究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政府的更迭，政策的转变会对村庄的经济、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费孝通的着眼点依然在乡村变化的本身。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曾经总结了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虽然没有以一年为周期进行调查，但是费孝通观察到了蚕丝业的最后阶段和农活的最初阶段——这两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因为他是吴江人，姐姐负责蚕丝业的改革，村里人都非常信任她。所以费孝通进入田野观察，没有遇到融入等问题，研究可以顺利展开。
我自己的家也在江苏，所以对费孝通所描述的环境以及一些文化习惯非常熟悉，熟悉到以至于觉得不足为奇。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些是值得被记录的。在最新一期的《十三邀》里，项飙老师和许老师对谈，项飙也说到，相比于那些文字，他更喜欢那些日常性的东西、如同他写的浙江村普通人的生活。成形的东西不够有魅力、他偏爱实践中知识的美感，但同时，他也没有无限地接近这些实践（否则他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温州商人），反而保持一定距离。保持距离感意味着可以有一种超越感。
读这本书其实还是会觉得有些失望。倒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原因，费孝通描述和观察的很精准，只是，从1936年到如今，将近有七八十年过去了，有一些文化习俗和传统观念依然没有什么改变。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份和财产并不是平等传递给子女的，总是把重点放在男性这一边。”“女儿离开父母和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要加上丈夫的姓氏。”“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来说是不利的，男方在结婚时会送一些彩礼。”“为儿子找一个配偶，是父母的责任。”
中国的乡村的种种习俗，不仅仅与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有关，同时是也有农村的经济模式以及社会关系有关。像婚嫁、生育、殡葬，虽然都是有礼仪方面的形式，但每家每户在操办这些事务之前都有经济方面的考量。
在费孝通的书中，父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可能更加苛刻，比如，财产权的传递让女性失去了拥有自己家财产权的权利，选择配偶时，有标准是生育能力以及蚕丝技术。包括对于孩子的选择也是有考量的，用生或死的方式来进行人口的控制，以及考量Ta能转化成多少的生产力。感觉大多数时候，乡村的选择更多是以“生存”、“生产力”为目的，而非个人作为人的“本身价值”以及个人感受。当下许多的标准也是如此。
在农村中，结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这可以说是人们对于家庭的一种观念，但现实的情况有时候也限制着人口。拥有土地的面积有限，家中多余的成员，成为了经济的负担。考虑到之后分家产的问题，很多人选择的办法是溺婴或者流产，而杀死女婴更为常见。
记得2016年新京报记者罗婷老师写过一篇关于弃儿的报道《江南弃儿》，讲述的是1959到1963年，江南地区大饥荒，幼子被父母遗弃，被福利院收养，又被政府分批派送，送到相对殷实的北方家庭。多年后人们估算，这些被送养的孩子至少有5万人，被统称为“江南弃儿”或“国家的孩子”。
罗婷在文章中提到，1959年到1961年，是史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遭遇严重饥馑，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又因为“大跃进”与“浮夸风”，江南地区的受灾程度，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1960年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提到，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无库存。
包括之前小声喧哗里提到的《独生之国》，也有许多这样相似的场景。从时间上来看，从1936年到六七十年代，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这背后，有很多经济与伦理的撕扯。
在乡村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似乎每一个人都与村子间的其他人发生联系，有一定的关联。比如说，以前在村子里，我们与其他长辈打招呼，总是会先想到他们的辈分，然后再用与同辈亲属的称谓来打着招呼，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根本不知道TA是谁。而我爸妈总会和我梳理一遍遥远的血缘关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到，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
每次读到这里看，总会比较西方社会与中国乡土社会的不同，他们似乎更加独立于这种亲属秩序关系，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在中国，似乎很多东西都捆绑在一起。由此也给个人带来了许多过去文化的负担。
不过最近也听到一点不一样的观点。在《十三邀》里，项飙与许知远谈到“附近的消失”，每一个人足不出户，运用软件，他对附近层次感的感知消失了，每一个人成为了旁观者，而非介入式的参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信任逐渐消失。社会中的信任、意义系统的极度集中化，我们对抽象系统（比如各大平台）高度信任。但也因为如此，我们与附近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减少，所以最原生的社会关系本质化反而成为一件重要的是事情。
在经济理性的极度扩张下，我们与附近建构关系的自信消失了，背后是自由意识的消失，所有的人在这个话语面前变得非常的单一和脆弱。而个人的意义和出路不是依靠个人尊严，而是依靠关系建构附近。
而似乎乡土社会有那么一点点人与人之间可以建构信任，充分介入的状态。当然，这面对的更多的是熟人社会之中，而不是陌生人之间。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乡村很熟悉，但是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不过，在时代变迁中，这种不同的思考都非常有意思与价值。
费孝通所展现的江村其实是中国许多农村的缩影。对于农村人来说，他们的衣食住行是每天的日常，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过的，而在费孝通那里，生产、消费等往往成为了我们理解我们周遭世界的一种角度。
在西方田野调查的传统中，更多困在了研究对象是“野蛮人”的传统桎梏，而费孝通却从这个束缚中走出来，开始研究自己民族的社会文化。在文章的最后，费孝通也说到这本书的局限。他聚焦“微型社会学”，这在空间、时间和文化层次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和之前读过来的一些民族志比较，《江村经济》更像是一种对于现象的抽象概述，可能缺乏了一些生动的细节。费孝通勾勒出了整个江村整体的轮廓，但是每一个人的脸却是有些模糊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