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思潮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紧密相连
书评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这本书是对“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个总结。集结了中国大陆、台湾、海外学者之力。这些文章多是基于史料、话语、文本分析入手,用社会性别视角,对百年中国女权历程和女权思潮展开全新的历史诠释。
看完这本书的总体感受是,中国女权思潮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紧密相连。女权运动的展开与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息息相关。在五四时期,这样的话语更多偏向于救亡图存。建国之后,这套话语体系更多指向国家建设。倡导女权主义更多是为了挽救国家危机,反帝爱国,而非妇女解放本身。普遍意义上,中国女权思潮受到西方的影响,追求妇女权利,但一旦涉及到家庭内部,又会立刻蜕化到儒家的范畴,成为难以调和的尴尬处境。
开篇的序《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家主义与现代性》与其说讨论这本书本身,不如说更多讨论的是这本书的社会情境。王政老师提到了女性解放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男性是把女性作为实现国家主义目标的工具,而女性则是把国家主义作为实现她们争取的平等目标的工具,她通过国家主义才进入政治领域。”
在文中,几位老师提到了这本书中透露的男性的视角,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男性自画像。男性精英认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他们利用男权社会中已经取得的地位和权力,获得开始女智、倡兴女权的主导地位。兴女权,是他们认为兴盛国力的重要方式。
金天翮认为要解放妇女,当先从社会组织的两大支柱——教育与家庭入手。在后几篇论文中,这两个点被反复提及。但是新女性在教育上和婚姻上却是相当分裂的。
五四运动为女学生为主体的新女性提供了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她们接受了教育,在谋求两性平等和女权发展上走在前列,积极参加相关组织和运动。但是却在婚姻中,她们又被传统桎梏。
《民国初年新旧冲突下的婚姻难题》提到,时代的理想将女性塑造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与男性平等社交,因此新的恋爱结婚的理想宣称是以平等的两性社交互动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但是当遇到婚姻问题时,又期望以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改变对方,而改变方式是通过上对下的威权方式。这和两性平等的婚姻情感关系恰恰是矛盾的。
这样的矛盾在“男权社会中的新女性”这一主题之下尤为明显。《男权秩序下的新女性之死》一文中,张嗣婧的死亡就是一个案例。文中提到,导致她死亡的是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禁锢其头脑的传统思想正是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产物。正如文中所说,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父权制家庭,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讲到革命者郭隆真的时候也提到,她的婚姻虽然是“婚姻自由”的选择,但是背后有着革命事业力量的推动,与主体性的革命相比,婚姻被工具化了。刘清扬作为一个具有新观念,新思想的“新”女性,在私人领域却不够“新”。作为新“女性”也未能摆脱男性知识分子对于新女性形象塑造。
在家庭中,还牵扯出复杂的人家关系。如母亲、婆婆等都在家庭中扮演者不同的角色。上一辈的女性很容易去维护家庭中的等级秩序。文中提到所谓女性受到男权秩序的压迫,并不简单地视为男性压迫女性,男权秩序直接服务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然后,在这个社会和社会衍生出来的社会文化与观念里,女性常常是男权秩序的忠实维护者。解放女性,不仅是解放被压制的女性,也同样需要解放被同化的女性。
在几篇论文中,也可以看到不同文章之间的思想交锋。如《晚清女作家弹词与近代女权思思潮》中,谈及金天翮的《女界钟》,认为金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妇女解放理论的著作,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几位老师序言的讨论将这本书放在了更大的社会语境之中。
再如女革命家秋瑾的弹词《精卫石》是“唤醒女界”的突出作品。它标志着弹词小说“振兴女权”的思想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但鲁迅先生似乎对秋瑾存在怀疑态度,他认为秋瑾被热烈的掌声引起虚荣心,向群众投降。有人评价那篇《纪念刘和珍君》“其他人的悼词皆是将这些牺牲者视为英雄,鲁迅则希望人们怀念亡者本身的特质。”虽然以前鲁迅的视角有其盲点,但是读到这里发现以前可能并没有读懂过鲁迅。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有许多篇论文将焦点放在了建国后的农村。因为背景的关系,西方的女性研究似乎更集中于城市中的女性,而中国的农村却存在着大量未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们难以发声,也缺乏相应的女性意识,因而存生状态往往是被忽略的。
正如《心灵的集体化:陕北冀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所提到的:她们的记忆和讲述往往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成为历史中视而不见的缺失。他们没有历史,或许至多只能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历史。《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提到:遗忘塑造记忆。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探寻历史“失声”的部分,也正是一种努力。
本书的部分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研究呈现了农村中女性的生活状态。但是,个人感受而言,这一段时间的农村“妇女解放”的运动中,追求男女平等、女性权益等基本诉求不断式微,政治宣传的意图却在不断增强。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女性要求劳动平等,这一方面是做到了,但是报酬、权益却无法得到相等的回报,即使是男性从某个行业退出,建构依然是“这个行业男人不喜欢干”充满蔑视的话语。
建国后,女性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国家也不断建构着“女性劳动光荣”的话语,将女性的劳动力纳入到新的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女性因为自己能成为“像男性一样”、“男性干的事情自己也能干”而感到光荣。但是为什么像男性一样才可以?但似乎没有男性愿意像女性一样而感到光荣?潜意识里似乎还是区分了男性与女性的区别,男性更加有优越感,而那些女性急于摆脱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
在50年代,妇女被广泛动员起来,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领域。女性进入生产领域也与国家政策、经济利益的驱力有关。与此同时,相应的一套“妇女解放”、“劳动光荣”、“为国家做贡献”的话语也被建构起来。但女性开始承担社会劳动的同时,需要兼顾家务。实际上是增加了女性的劳动量。《心灵的集体化:陕北冀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这一过程并非真正的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而是从一种被支配的状态进入另外一种被支配的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这种转变却有“妇女解放”的幻象。
《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中,整个叙述将减轻女性的疼痛上升为对于国家的认同,但是许多描述都为积极工作的主旋律,具体细节却别掩盖了。
之前读到过一篇论文提到:在五六十年代,无痛分娩成功与否的前提,只有相信并接受政府前教育的妇女才能够成功,否则难以奏效。无痛分娩更像是对于产妇的一种要求,只有主动配合和靠近和靠近国家的个体才能够享受。人们的视野最终会落在产妇对于国家表达的感激之情上。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中,其实女性的个人感受是被忽略的。而这些记忆、这些疼痛只能深藏在女性的身体内,难以表达,难以看到。
这本书几乎都是关于历史的研究。我自己对于五四运动、民国、建国后的记忆,基本上遵循着党的历程开展。似乎从来没有想过除此之外的视角。想起罗新老师之前说过,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抗辩和异议的工具,抗辩和异议,提供了改变现实的可能。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
而这些论文做的就是在以另外一种视角去打量历史。拓展了更多的可能性,给提供给我们分析当下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