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漂浮碎片
一月
新的一年真的会变好吗？
没有。至少在去年。
12月31日预答辩被末位了。第二天醒来，世界没有光芒万丈，也没有就此毁灭。
我没顾得上改论文，就忙着出差了。
在安徽，探访二十年前一桩杀人案的受害者。很冷，采访途中，冻到手机死机，录音笔死机。后来搜索了一系列拯救措施，修复了录音。
回学校图书馆写稿，最后错过了时间，没有发。
再过两天，得知了自己报社考试没过的消息。
最后一次去报社，登记的阿姨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好久不来了。
我来得不多，只有每个星期三。没想到门口的阿姨都认识我了。我说，期末了比较忙。没告诉阿姨，估计以后都不会来了。
阿姨每次都会给我一个绿色的圆形贴纸，是报社的通行证，我每一张都留着，半年进进出出，贴满了日记本的一整页。
其实我很想吐槽，这个贴纸设计得真的很糟糕，很难看的绿色。我以为很快就不会用到它了。后来，就真的没有用到。
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哭泣地，是工作日上午场的电影院。
去了好几次，每场都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位置绝佳。我来得很早，往往影院还没上班我就到了，一个人坐在休息区，可以看到黄埔大道上一片车水马龙，阳光太烈了，落在马路上反光，很晃眼。
那段时间，我看了所有的院线电影，为每一场电影贡献过多的眼泪。散场之后，落回现实的座座椅上，灯光打开，收敛住泪水，慢吞吞地骑车回学校，对着末位论文发呆。
再后来，刺猬的广州专场取消了。
是我前年在乐夏里喜欢的乐队。朋友帮我抢到了票，为了看演出，我在宿舍留到最后。没想到没能看到。
我是我们宿舍最后一个走的。
早晨六点多的飞机。一晚没怎么睡。在凌晨四点，拖着箱子往外跑。打车去机场的时候，夜色还很浓郁，出租车一路开到机场，天才慢慢亮起来。
我上次见到这样的场景，是我第一次来广州。
三年前，来研究生的学校保研面试，从上海到广州的绿皮火车，是上铺，睡不着。三四点就起来，坐在窗边，看着疾驰而过的田野，亮着的是工厂，静默的是土地，天一点点亮起来，是粉红色的。
那时候的愿望很傻，问以后能不能再看到凌晨四点的广州。后来，保研成功了，也没看过，因为我从来不熬夜。
再次看到，是离开的时候。
二月
寒假回家，我制定了非常复杂的回家路线。
从广州飞到杭州，从萧山机场到杭州东站，再从那里坐动车到南京南，从南京南坐地铁到南京站，再从南京站坐动车回家。
总之，没有比这更省钱的了。
回家之后，时间变得难熬。
很多方面，比如地理位置上的。它没岭南的温暖，也没暖气。南方湿润的水分子裹挟着北方的丝丝寒意的凛冽，渗透进皮肤表层。光活着就很不容易。
更难熬的是，我要开始面对我的末位论文了。
我开始在一家咖啡馆里写论文。早出晚归，每日给自己定了3000字kpi，终于在过年之前把论文写完了。
论文的主题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研究。
为此我读了很多理论，编码了几百篇文章，采访了很多人，看过许多表态、发言和分析，终于筑建起自己的认知高墙。我已经能够很好地分析和辨别这一切了。
但这一切坍塌得很快。
「知道」和「应对」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很快我就又了体验，所有的经验一瞬间统统失效。脑袋是空白的，留下本能，只是恐惧而已，无尽的恐惧。
很难说清那个新年的夜晚是什么时候开始破碎的。也许早在破碎之前。破碎的瓷片、桌垫、碗、垫子，破碎的争吵、电话声和门。
没有破碎的是刀，它尖锐地砸向门，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又快速消失掉。刀落在把手上，我关了门。不过，很快又打开了。
外面的声音在升级了。再不打开，门会被撞坏，或者锁会被一把刀撬开。当时冒出两种想法，一种是，门坏了，要重新更换或者装修，很心疼钱。另外一种是，不会重装，也再也没有机会锁门了。
头脑里没有词语。冒出一个，很快就被否定掉。真的吗？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是还是不是，哪一个标准呢？有意还是无意？实体性的伤害呢？行为没能找到恰如其分的语言？
总之是混乱的。
日后，很多个睡不着的时刻，我总是在黑暗里回想起那个夜晚。想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它符不符合我心里的某一个词条的定义，到底是不是我反应过激。
三月，我重新打开我的毕业论文，修改的时候，似乎终于找到了理论支撑。确定了几分，但似乎又存在着一点点不确定。真的要用那个词吗，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我学了那么多，还是要如此怀疑呢？
我在那个午夜匆匆逃离。破碎的新年。
后来，所有人都想找我谈谈，让我回去，想让一切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和和睦睦，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只是沉默地听着，最后给出拒绝的答案。有几回，差一点被说动要回去了，最后想一想还是算了。
我突然想起来以前采访时问过的傻逼问题，为什么她们不能离开？
为什么你们总是质问她们？
三月
大年初四，我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票。
什么也没定，去处、工作和房子。
汽车开动的时候，我终于如释重负，像是潜逃成功，也像是劫后余生。大巴在公路上驰骋，身后的故乡在一寸寸塌陷。你知道，你终于自己自由了，但你也无法回去了。
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北京南站附近。过两天，找到了工作，搬到了天通苑。从五号线的末尾搬到了五号线的开头。
住天通苑的时候，我开始失眠。和我合住的姑娘会一直连麦打游戏到12点，声音很大。我的神经变得脆弱紧张，惶恐不安。
我逃到地下室去写论文，或者写稿子。晚上11点在回去。就像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假装上班一样。
我重新开始面对我的毕业论文，还有几处要修改的地方，很长时间，我都回避看到它。因为一看到它，我就忍不住对比着我的回忆一一确认。
我也开始做选题，做的很一般，中规中矩的。
还有许多遗留在广州的事情，拜托报社的一位行政老师帮我弄实习证明，她偶然间说我的名字很悠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很意外。
三月，北京刮了三四次沙尘暴，到处昏天黑地，世界很像《银翼杀手2049》，黄色的尘埃弥漫。你也很像电影里的k警官，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类。
到最后发现，其实自己没什么不同，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器人。
四月
那份工作没有转正名额，我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我搬到了朋友那里，重新找工作。
找工作这件事消磨了我太多的意志力，耐心和希望。我原来想的很简单，找个单位做稿就好了。我没有怎么准备面试和笔试。以为多写一点稿子就可以证明了。
但似乎不是这样的。
后来，我不太想面试了，也不太想做稿了。
无业游民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思考要不要转行。要不要去新媒体公司，要不要去投身视频行业，或者干脆直接离开北京。
许许多多自我怀疑冒出来，如沙尘暴一般，吹过春天的荒野。你被困于此时此刻，在离毕业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人生一团迷茫。你已经无法回去了，你也不知道走到哪去。
我不喜欢北京，一点也不喜欢。有一次和在北京的舍友们一起吃饭，说起想念广州，索性就立刻买了一张票回去了。
好像只有广州这样的地方可以让我恢复元气。看着岭南的一片翠绿，吃着学校2.5元一份的红豆糖水，热浪一层层席卷过来，再一层层消退下去，日落的时候，可以看着宿舍窗口粉色的晚霞。
是最后的逃避之地。
五月
在北京的几个月，我飞了三四次广州，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广州续命，才能活着再来北京。
我搬了三次家，换了四个住处。从丰台搬到昌平，再到海淀，再到朝阳。第一次买的纸箱已经破破烂烂，缠满了胶带。
五月初，我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又搬了家。这次终于一个人住了。
工作还是在一家报社写稿。做快讯，很快。早上发现选题，晚上交稿。焦虑感很强烈。一直打电话，很像报社里一个小小的接线员。
最惨的一次，接了一个选题，别的媒体下午三点采访到核心发了稿，自己手头上只有一圈外围的消息。
决定放弃的晚上，又收到了回复。勉强做了，也没核心。问了问发稿的那位记者，怎么找到的人，记者说，他认识。其实很正常的事，却再次崩溃了。
稿子拖了两天，没什么实效性。交了稿子，感觉编辑老师重写了一遍。
还有一次，去鸟巢蹲一个采访对象，蹲了两个晚上也没蹲到。凌晨一点错过了地铁，于是打车回家。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在北京自己打过车。我发现，即使是凌晨一点，北京的路上也有好多人啊。
还有很多次不了了之的题。很多原因。不会伪装、不会周旋、不会迂回、不会用恰当的方式。也没有速度。总是接二连三的失败，最后承认自己不适合做快讯了。
离毕业的最后一个月，我决定离开北京，回广州了。
六月
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师大心理咨询的。
最焦虑的那段时间我打过，但那段时间约满了。我说现在不需要了，我不在北京了。对方说可以线上，于是我又说好。
那段时间，我迫切地想要一个告诉我答案。告诉我哪一个选择是对的，哪一个决定是我应该做的。但心理咨询师没有给我答案。
在她面前，我说的最多的词是，我不知道。什么感受，我不知道。打算怎么做，我不知道，有什么计划，我不知道。有太多不知道了。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很模糊的人。
最后一段学生时光，我不想再折腾了，也没有找工作。只是无所事事，消磨着白昼与黑夜。
那段日子很快乐，是那种「只要你在广州，什么也不干，就会很快乐」的快乐，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快乐。人生没有什么方向，也没有什么所谓。
广州疫情严重，毕业答辩是和老师线上进行的。
答辩顺序里，我是最后一个。听着之前的阵势很忐忑，很多人都被怼得很惨。女性主义的研究在学院就不是主流，也不没有很高大上。我的论文三四个月没动，没有修改，没写致谢，最后也没写答辩的稿子，因为最后那段日子，真的不想再看论文了。
我照着PPT念了一路，却没想到陈述完，有一个老师说，这是她盲审论文和目前看到的论文里最好的一篇，看得她热血沸腾，是难得一见的好论文。之后还特地跟我导发消息，又夸了我一遍。
听到这样的夸赞，简直要晕倒了。谢天谢地，终于没有再末位了。
工作还在继续找，投了新的方向，有了新的面试。过了，拿到了offer。我发现当我不再死磕那个领域之后，道路还挺宽广的。
南方的夏日，日子过得出奇得快。毕业其实没有什么仪式感，很多人匆匆回来答辩，又匆匆离开。聚齐都很难，我们匆匆见面，又匆匆分离。
六月燃烧殆尽，学生时代结束了。
七月
七月，我再来北京了。
说得正常点，是工作地点在北京。说得不正常点，是我不要那么轻易地被北京搞垮了。
我没有留在之前一直在的领域。那段时间，我厌倦了「找一个题做一下证明自己能力」的方式，尽管这是常态。
但我时刻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我被许多东西击溃得过于彻底。甚至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偏见，实习期间的作品、奖项看上去几乎都是靠着运气完成的。我还没有找到把这一切变成日常工作的心态。
同时，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告诉我自己，不是自己能力的问题。现在，完全可以踏入新的领域，去看看新的道路了。
几乎整个七月，我都住在老朱家。直到我找到自己的房子。
在此期间，我受到了老朱无微不至的关爱。比如她会每天给我从她的公司带早餐，投影仪打在天花板上，我们会一起躺在床上看综艺，后来我搬走了，
她会每个周末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们一起跑过北京的很多地方，相约看了许多电影。
八月
出了一本本子。
20年和21年的疫情在家无事，写了十几万字的东西。觉得自己以后不会再写了，算是一个纪念。
自己做了编辑、校对、排版，请师妹帮忙做了设计。没有想到许多人会买。留下了十本，后来都陆陆续续送人了。
没想到自己能这样为爱发电过。
做了河南暴雨和奥运会的题。
九月
和同事们去北海公园划船。
在售票亭前关门的最后一秒拿到最后一张票。
落日余晖里，湖面波光粼粼，一片碎银。晚风很温和，是秋天的高爽气息。用手机播放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发现这首歌意外地写实。
在北京也很容易心碎。
生日第二天，失手摔了买了4个月MAC，没入手apple care，得知换了屏保要4000+，够再买半个MAC，一个人抱着电脑在华贸的苹果店外哭到天黑。
哭累了回家。第二天去了中关村，1000+修好了。
觉得白流了许多泪，在北京的情绪保质期都不超过12个小时。
十月
每天都在为选题焦虑、头秃。
不过慢慢可以判断选题，可以完成每个月的kpi了。之前对写作类的工作一直没什么信心，一直认为是灵光乍闪的事情。后来发现，这份工作是可以做到的。
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一条手链。我还是没有回去，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过年的事情。
当时想买生日蛋糕，后来觉得生日蛋糕一定会被父亲吃了，他爱吃甜食，我妈不爱。
觉得很不公。想给妈妈买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是父亲夺不走的。
后来有一次心血来潮，问我妈有没有戴上，我妈说，没有，锁在保险柜里面了。我问她怎么没戴，她说，戴在手上，洗完做事不方便，怕弄坏弄丢了。
我“哦”了一声，有点难过，也觉得当初没有想到这方面，挑错了礼物。
十一月
十月初，北京下雪了。第一次遇见这么早的雪。
在一个圈子写文，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收到了许多评论许多困扰，注销了一个用了很久的账号。有些舍不得，但是不再想看留言的任何内容。
算是一场彻底的告别。
有一些读者发来私信询问，意外联系到一位读者，说是我的海外粉丝，一直在翻译我写的文。当时很震惊也很意外。
她说失眠的时候会看，会很治愈。她发来翻译的版本，我看着一连串我不认识的文字，感动得很想哭。
原来隔着国家和语言，自己的文字也是可以传达的。世界上真是有奇妙的连结存在。被狠狠地安慰到了。
十二月
剪了头发，很便宜，只要15块钱。
去看《雄狮少年》，又开始怀念广州了。
做一个选题，得到了许多帮助。
尝试挣扎着记录下这一年，反复emo了很久。
2021年对我来说挺难的，磕磕绊绊，一路冲撞，从2020年不切实际的褒扬和高光里坠落到地面上。
经历了许多自我怀疑、割裂、挣扎，假装，也在努力地平静、修复与和解。
但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可以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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